本文作者与楼适夷先生（图右）。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搬离朝内大街166号，社里号召员工捐赠“老物件”，借以纪念这段即将成为过去的历史。
我找出两件自认为合乎要求的“文物”。一件是1955年苏联塔斯社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的两纸袋照片，百余张，反映的是斯大林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的实况。之所以选中它，并不是因为里面的照片，而是因为寄送这些照片的牛皮纸袋上面写着“第三编辑室”的字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成立时，共设五个编辑室：第一编辑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部，第二编辑室为中国古典文学编辑部，第三编辑室为苏联东欧文学编辑部，第四编辑室为除苏联东欧以外的其他外国文学编辑部，第五编辑室为鲁迅著作编辑部。可以看出当时的外国文学出版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半壁江山，而苏联东欧文学又占了外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后来虽然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第三编辑室”变成了外国文学编辑部的一个“苏联东欧组”，但编辑仍有十多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外文部又发展出一个“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副牌，编辑多达五十余名。如今，当初拥有十多名俄文编辑的“第三编辑室”“苏联东欧组”缩减成了只有一名年轻的编辑支撑。“第三编辑室”记载了这段历史的变迁。
1955年苏联塔斯社寄照片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所用的信封。
这个“老物件”是1953年入社的俄文老编辑许磊然1987年离休时留给我的。她是我国老一辈苏联文学工作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学习俄语，1942年进入以苏联塔斯社名义成立的上海时代出版社工作，1946年翻译出版了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影响巨大，后又翻译出版了《真正的人》《教育诗》等，编辑出版了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一流作家的单本、选集、文集，一生奉献给了我国苏联文学出版事业。
第二件是1964年时任我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写给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毛笔写成，字也漂亮，是我多年的珍藏。这封信的起因是1962年我社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胡乔木同志读后于1963年2月14日和2月19日连续两次致信楼适夷，讲了他对此书和编辑此类图书的一些看法，基本是编辑方法的意见以及编辑体例格式方面的问题。他着重提到如何写这类书稿的“出版说明”和“注释”。“出版说明”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都有具体要求，最主要的是，一定要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审视评判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不能被原著者、原出版者的观点评价带偏，人云亦云，或不假思索地翻译照搬，甚至鹦鹉学舌地吹捧。“注释”同样也要有立场观点，不能照翻原文。
楼适夷先生非常重视胡乔木同志的这封信，专门召开了外国文学编辑室会议，我们从苏东组留下来的会议讨论记录可以看到，编辑室主任孙绳武、副主任卢永福及组员王家骧、赵蔚青、糜于道、程代熙、秦顺新、叶明珍、赵琼等都做了发言。原苏东组的金人、伍孟昌、刘辽逸、蒋路、许磊然等已到了编译所，但他们也逐条讨论了胡乔木的意见。大家制定了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形成了具有人文社特色的较完整的出版外国文学的编辑体例和格式，一直沿用至今。
楼适夷先生将论讨的结果，汇成此信，于1963年6月5日寄给了胡乔木同志。
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出版说明”类的文字历来十分重视，许多丛书、文集、选集的出版说明多是领导同志亲自执笔撰写，然后集体讨论，只是落款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听小丛书编辑专家糜于道先生讲，我社1953年出版的第一套小丛书“文学初步读物”的“出版说明”是社长冯雪峰同志撰写的。或许也就是因此，以后的重要丛书或文集选集的出版说明类的文字都由领导主笔成了社里的一个规矩。我也曾受命起草过几篇这类代表“编辑部”的文字，不仅要经过认真的“三审制”，还要经数位专家、社长的严苛把关，有时在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上反复推敲修改。对待“注释”也极其严肃。我初做编辑时，组长冯南江和负责指导我的蒋路先生不厌其烦地对我反复讲解怎样注释，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的，并举例，对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出版社，比如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或外交部、新华社都有不同的侧重，并举例说明。
记得为了“偷懒省事”，我曾单独出一个练习本，专门抄录外文部老同志编辑出版的书中的注释，以备自己编稿时参考，有的稍加改造，有的照抄即可。我知道，这些注释都是他们经过查找资料，反复琢磨，用时间和心血换来的。这个本子后来被蒋路先生发现了，他拿去看了，还回来时赞许地说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1984年我在编辑修订版《静静的顿河》时，发现第二部第681页的注释有问题，将哥萨克叶尔马克注为“十六世纪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的一位英雄”。1969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1团集训时，曾死记硬背过沙俄侵华头目的名单，第一名就是叶尔马克，名单摘自黑龙江大学临时编写的一份油印材料。1974年我到北京大学学习时，俄语系印发的《苏联简史教材》中也将叶尔马克定性为沙俄东扩，越过欧亚交界乌拉尔山脉入侵西伯利亚的急先锋。“英雄”一说显然出自苏联人的工具书或教科资料。
我建议删去此注，因为原著根本就没这个注释。领导商议后，还是留下了，只是将原来的“英雄”改成首领。不过，我受到了组长冯南江的口头表扬。
程代熙（1927-1999）。
楼适夷致胡乔木的信是我们苏东组的老编辑程代熙先生留给我的。老程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毕业后来社一直负责理论书稿。1983年调去中国艺术研究院，曾任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我初到苏东组时给他做过几年助编，帮他编过四本书：《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二册，陆梅林辑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论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最后这一本，老程调走后，一直由我责编，修订过两次，主要是注释，由北大中文系的吕德申老师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先生参与了审核工作。后来国家教委将这本书列入高校教材，那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都读过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
1980年老程年纪已大，56岁了。那时复印机还不普及，马列书稿辑录的译文大都是手抄，极易出现抄错漏抄的错误。社里规定，所有的马列文字必须经过核校才可发稿，校对科只对编辑发的原稿负责。我做过校对，于是领导就派我给老程做助编，负责核校他发稿中辑录的马列译文。
记得那段时间，我经常往人民出版社的马列编辑室主任尤开元先生那里跑，我们同在一层。他的办公室里马列著作非常齐全，解放前后的各种版本、不同年代不同版次的译文都不缺少。最主要的是我需要核对的译文，只要报出年代和版次，老尤都能准确无误地从书架上“拿”出来，而不是“找”出来。有关马列著作版本版次的问题，他都如数家珍，没有能难倒他的问题。
程代熙先生对马列著作的熟悉程度也非常了得。我们曾做游戏似地“测试”过，我说一段著名的马列语录，他便答出出自哪篇文章。后来我知道，他下过苦功夫，狠功夫：他有五六盒卡片，正面抄录的是马列译文，有的还附有原文，背面大都是他自己的心得笔记，密密麻麻，和我们做卡片的方法有很大不同。
程代熙先生在外文部主要负责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经典编辑工作：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59-1966年）、二卷本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1960年）、《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1959年）；他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中一些大作家们论文学的主要发稿编辑。
老程那时已小有名气，但我并不知道。有一天，同学通知我说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讲座（那时时兴到处听讲座），我去了一看，演讲人竟是我们办公室的程代熙，偌大的电影放映厅座无虚席，他口若悬河，听众聚精会神。他那时已经常发表文章了，好像是我们外文部里发文最多的编辑。1982年他出版了论文集《艺术家的眼睛》，32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的大多是近几年在各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34万字，两本他都送我了。我读后对他说：“您这不是‘读书札记’（他文章的副标题总爱用这四个字），您这是‘编书札记’，所有的文章都源自您亲手编辑出版的图书”；“看得出，您每着手编一部新书稿，就已经开始酝酿一篇有关该书的文章了。书一出版，您的文章也登出来了”；“您文章中总有一个时髦的热点，不是时下争论的问题，就是导向问题，所以很吸引人”；“您对问题挖掘得很深，既能显示出您的博学，也便于发挥您的理论水平”。他对我的这些信口雌黄没有反驳，而是显出很受用的神情。
程代熙先生是带着遗憾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没能实现他多年入党的宿愿。人本领大了，就容易骄傲。平时无所谓，但关键的时候，那些入不了他法眼的人，尤其是被他刺激过的同志伸手拦他一把，也在情理之中。
程代熙先生临调离时，认定我会接他的班，便将一大箱编辑材料交给了我，其中就有楼适夷先生的这封回信。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后来过几次电话，让我去他家，告诉我一些小道消息。他认识一些人物，总有些新鲜信息；当然，这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后来也都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再后来，他的同事陆梅林先生告诉我，程代熙先生终于入党了。我很为他高兴，总算了结了他的一块心病。
楼适夷先生给胡乔木的信中提到胡乔木的这封信只给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同志看过，故而又引出了人民出版社在重版《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时，责编吴国英先生又找到译者曹葆华，根据胡乔木同志信中的意见，又对译本修订了一遍，将书名改成《没有地址的信（论艺术）》，并对注释也做了较多改动，后又写了一篇《编辑工作甘苦》，叙述编辑该书的经过。社长王子野同志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他们社内刊物《走廊》上，寄给了胡乔木同志。胡乔木看后给王子野回信表扬了吴国英先生这种认真的精神。
胡乔木致楼适夷的两封信以及致王子野的一封信收录在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而楼适夷致胡乔木的这封回信未见发表，知道的人也并不很多，现抄录如下。
楼适夷致胡乔木的信。
乔木同志：
您给我们的信，前作简覆，后又接到第二封信，当即由社内领导核心及部分编辑同志传阅，社外见到的人有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同志、后来又请中宣部林默涵同志看了，此外并未外传。想蒙允许，我与外文编辑部同志曾就来信作了两次讨论，大家拟出了一些措施。现把情况报告您。
大家读了此信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对编辑工作的严肃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深刻感到自己过去的工作上许多草率浮夸不够认真的毛病。您向我们提出的方向和严格的要求，完全是正确的。就《没有地址的信》所存在的缺点，不能仅推托于我们做编辑工作的水平问题，主要在于对工作不够认真严肃，虚心谨慎的错误。此书已就所指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准备与校译者合作，于再版时校正。通过这一教训，深感今后编辑外国文学书籍不应满足于搬用外文版本上现成的意见，必须经过比较研究，作出符合于实际的编辑说明，说明不应在形式上与技术上墨守成规或避难就易，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尽量多用一点功夫，使读者能获得更多的益处和便利。大家觉得实现这个要求需要做艰苦的努力，为了在今后工作中更好贯彻，作出了下列几项具体规定。
（一）关于出版说明
一、应交代该书主要内容、编选原则、版本情况，以及该书在我国翻译出版情况。
二、如对该书内容有所评价，则不能简单依靠原本序跋，而应从实际内容多方搜集材料，依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适当提出编辑者的意见。
三、编辑或译者写出版说明后，应在编辑部一定范围内审读和讨论，由执笔者说明观点，各家的看法，本人的看法，材料的来源，立论的根据，由集体研究后修改定稿。
四、重要书籍的说明必要时请专家撰写和审定。
（二）关于注释
一、比较陌生的专用名词（人名、书名、地名、种族名等）均应加注释。属于一般常识性的可以不注。二、原注引用的重要引文均应查对原文，注明出处，有中译本的应尽量利用可靠的译文，并注明中译书名、译者、出版者、出版年月、版次。
三、原编者注有重要参考价值应予采用，但有错误的注释不予采用，作者注释中有错误时，则另以译者或编者注释中予以指正。
四、正文引用外文时，用中文注释其意义。五、注释专门词、成语、双关语时可附外文。
（三）关于一些编辑出版技术性问题
一、二种以上的著作合为一册出版时，如为同一作者的著作，可以第一部著作的名称作书名，但在封面及内封上均署“附《××》”等字样，如作者不同，除综合性选集外，尽量避免。
二、主要外国著作，尽可能附作者像，经典作家像应采用标准式（画像应采用较好的）或与该书写作时期有关的，多卷集各卷附作者不同时期的照相或画像，与卷内作品写作时期相符的。
三、内封上作者姓名前，外国作家应注明国籍（如：[瑞典]史特林堡）。
四、重要理论研究著作书后附索引（人名、书名等），某些著作附参考用的地图、大事记、年表，注意正确性。
五、利用书籍封面前后的勒口，印丛书说明、内容说明或作者介绍。现代外国文学，也可以把照片印在勒口上，也可以印同一丛书或同一类书及同一作家的其他书目。以上一些规定，有的已部分试行，有的准备陆续试行，附上最近出版的现代亚非文学丛书十八种，便乞翻阅。最后，对您在休养中给我们的宝贵指示表示深深的感谢。大家都深切关心您的健康，千祈珍摄，并经常给以指示。这封信至今才复，非常抱歉。 敬礼
楼适夷 六月五日
楼适夷致胡乔木的信第二页。
张福生
责编 刘小磊